2025年 04期
以更高的理论自觉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郇庆治教授
郇庆治;陈艺文;<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23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生态文明理念与治国理政方略,也是当代中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为深刻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内涵及实践要求,本刊围绕“以更高的理论自觉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专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郇庆治教授。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重要经验和重要政治优势
冯俊;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五”规划,在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社会经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从“计划”到“规划”体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反映出我国发展理念、经济体制和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我们取得的经验是坚持和加强党对规划编制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制定规划、靠人民制定规划,坚持依法制定规划、依法遵守和执行规划,拓宽国际视野、吸取外国经验、加强比较研究。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系化制度化的优势、胸怀天下的国际化优势。
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创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体会
杨金海;加强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创新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精神之一,事关“十五五”规划建议的贯彻实施。这次全会对我国制度和治理体系优势的认识从宏观层面深入到微观层面。为此,深化制度创新须在微观的操作层面下功夫,特别是要落实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原则,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目标管理”和服务发展上,尽量减少管理环节,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效能优势。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贡献
韩振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纲领性文献。它不仅从顶层设计角度明确了我国“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发展目标和任务举措,而且在理论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历史性贡献。本文将这些重大贡献概括为“十论”:关键时期论、承前启后论、阶梯式发展论、决定性进展论、物质技术基础论、科技现代化支撑论、战略依托论、重要保障论、必然要求论、重要标志论。“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这些具有内在联系的重大创新论断,并将其纳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十五五”规划的整体部署当中,这不仅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而且也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创新性贡献。
坚持人民至上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李庆;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人民至上是其根本价值遵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和价值遵循,“高质量发展”与“人民至上”作为两大核心概念,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实践主线。必须站稳人民立场,厚植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过上美好生活;要坚持造福人民,让人民享有高品质生活,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数字劳动”概念的哲学现象学阐释——基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
王峰明;陈耿诗;围绕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形态问题,学界提出了“非物质劳动论”和“产消劳动论”等阐释模式。前者认为网络用户生产了被平台无偿占有的信息文化产品,后者则认为用户生产了可供平台出售的数据商品。立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从哲学现象学视角来看,在本质抽象层面,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具有物质生产性、工具中介性、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等特征,“数字劳动”不过是掌握数字技术的劳动者运用数字化工具生产数字产品的过程。而在现象具体层面,由于现实的劳动过程是在一定的“技术协作”关系和“权力支配”关系中完成的,所以“数字劳动”表现为数字开发劳动、数字维修劳动、数据加工劳动、数字管理劳动、数字媒介加工劳动、数字商业劳动等不同的现象形态。以此来看,“非物质劳动论”和“产消劳动论”不仅混淆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而且混淆了劳动与非劳动(如消费活动)。
“文明”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审思——基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明观”的批判
吴旭平;于松江;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明观”在欧洲形成并扩展为全球性话语。这一观念体系主要呈现出“文明进步论”“文明相对论”“文明悲观论”三种理论形态,它们从不同的向度阐释“文明”的内涵,却始终存在着根本性缺陷,难以科学解释文明发展的本质规律与历史走向。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域中,“文明”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线索。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明”概念的使用可区分为实在论与价值论两种基本语境,这为科学理解“文明”提供了文本依据。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为审思并超越“现代文明观”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它指认“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文明的现实基础,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是文明的发展动力,并坚持历史阶段性与主体能动性的统一是文明的演进图式,从而突破了“现代文明观”的局限,为把握文明发展规律提供科学指引。
人工智能时代新型生产关系下的价值创造机制——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阐释
张南燕;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价值创造的本质、主体及分配逻辑带来了诸多挑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价值量决定规律等核心内涵,为解析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创造机制提供了理论工具,同时,生产关系理论也为把握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关系变革的本质奠定了思想基础。人工智能时代新型生产关系呈现诸多特征,生产资料向智能化与数据化转型,劳动主体多元化且出现异化新形态,劳动过程走向社会化与协作化重构,同时具有动态性。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出发可知,人工智能是物化劳动的高级形态,是价值创造的条件而非源泉,这其中,活劳动仍是价值创造的核心。面对“人工智能价值论”“数据价值论”等挑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当代仍具解释力。
工农联盟提出和创建的历史辨析
李伟;是谁提出了工农联盟?我国1995年出版的《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说明》和2012年出版的《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一卷说明》,认同苏联思想界的观点,认为是列宁提出了工农联盟。同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说明》和201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一卷说明》,认为是马克思提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辨析这一问题,须阐明19世纪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工农关系。本文梳理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欧洲社会主义者和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工人政党的工农关系及其思想的实际情况,进而阐述列宁提出并创建了工农联盟。
列宁历史唯物主义“推广说”三维解读：思想旨归、历史生成与理论进阶
谭兴林;学界往往将苏联教科书体系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论”溯源至列宁“推广说”,但并未对后者本身进行系统考察。事实上,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意涵复杂且具有动态的演进轨迹,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系统性解读:第一,方法论祛魅。突破苏联教条化阐释的“神圣化”叙事与西方解构主义批判的“污名化”窠臼,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虽与苏联教科书体系“推广论”共享“域转换”模型外壳,但其与后者诉诸人类社会几近全盘复制自然界规律不同,列宁思想语境中的“推广”是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规律间关系的一种形式表达而非实质规定。第二,历史逻辑重勘。思想史考证表明,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推广说”认知是在普列汉诺夫辩证唯物主义与狄慈根实践哲学构成的他者性理论场域中,通过主体间性对话形成的中介化理论装置,这种哲学建构既是对民粹派认识论危机的策略性回应,更是革命实践逻辑在理论层面的必然投射,彰显着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独特路径。第三,发展轨迹显影。通过对“伯尔尼笔记”的文本考古发现,列宁后期实现了从“推广说”到“实践辩证法”的思想认知革命,即通过将客体结构嵌入“实践认识”的辩证运动,在保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内核的同时,完成了对早期理论局限的自我扬弃,这一思想演进构成了列宁哲学思想史上的关键转折点。